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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者鄭曉蔚:楊黎,寫詩的異鄉人

發布時間:2019-07-01 17:56:18 瀏覽次數:1047



楊黎每天都寫詩,詩已經成為他生活的必需品 CFP供圖

1962年生于成都。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寫作,第三代詩歌運動的代表詩人之一。與周倫佑、藍馬、吉木狼格、何小竹、劉濤、小安等創辦《非非》,是非非代表詩人之一;曾與韓東、何小竹等創辦橡皮先鋒文學網,是“廢話”寫作的理論闡述者和寫作實驗者。主要作品有:《小楊與馬麗》《燦爛》《五個紅蘋果》等。

截至3月,詩人楊黎在南京生活整兩年。2015年,在北京生活了14年的楊黎搬到了這里,因為愛情。對于南北生活方式的差異,他并未感到不適。在他看來,只要有朋友在,哪里都差不多,“哪里都能呆得下去”。

每到一地,成都人楊黎并不刻意結識新朋友,“南京認識的,也都是以前的老朋友。”采訪中,南京作家曹寇發來短信,約他下午去茶館打牌。

如今,楊黎每天寫詩,而南京生活也是令他感到滿意的寫作狀態。“不求好,但求工整,寫得像首詩就行了。我把詩寫好后發在朋友圈。”那么,評價和點贊的人多嗎?“我的朋友圈幾乎處于失語狀態,很少有人評價。至于點贊,那是人情,不是評價。”他笑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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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黎是成都人。他把1980年定義為個人的“寫作元年”。當現代快報記者問及“何時感覺到自身擁有寫作能力”時,楊黎認為“能力是與生俱來的”,“從小就有這樣的自信,當然也有外人的肯定。作為一個專業的詩人,我認知到自己的寫作具有新鮮感是1983年。現在就是沿著這條路越走越遠,如此而已。”

1984年,他和老鄉、詩人萬夏決定辦刊物,名字叫《現代主義同盟》,后改名叫《現代詩內部交流資料》——云集了全國各地的青年詩人。在這期間,全國已經出現了很多詩歌刊物,他如今的好友韓東在南京創辦了《他們》。

有一種說法是,《現代詩內部交流資料》把同時代的三種詩歌態度和創作方向都編輯在一起:一是“朦朧詩”,收錄了七八個朦朧詩人的作品;二是以江河、楊煉、石光華、宋煒、海子為代表的史詩派。 除此之外,以楊黎、萬夏、韓東、于堅等為代表的“第三代詩人”,被認為“開創了第三代詩歌運動”。楊黎并不認可這一說法,“第三代根本就不是一個純粹的流派,詩歌也不存在什么第幾代一說,只不過是大家被強行拉在一起,來一個整體亮相罷了。”

楊黎的一個顯著標簽是“廢話詩人”,他被譽為“‘廢話’寫作的理論闡述者和寫作實驗者”,追隨者眾。有評論認為“反語感”,乃至“超語義”,成為這些詩人新的追求。用廢話寫詩,當然是一種極端的、極限的挑戰。他們的影響在于:對漢語詩性潛質的勘探,對“榨干了意義”之后的語言效果的充分實驗。

楊黎曾表達過“只有廢話是值得相信的”觀點。他解釋說:“一個人把胸口拍爛了,這個錢你借給我,我明天肯定還你,你信嗎?我就說只有廢話才是可信的,因為他沒有承諾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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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,楊黎依然每天寫詩,在南京的這段生活也是令他滿意的寫作狀態。“我現在處于很滿意的狀態,因為我不尋求他們所說的那些東西,我尋求的是平穩。我每天都寫詩,不求好,但求工整,寫得像首詩就行了。至于憑什么寫,因人而異,有人憑感覺,有人憑想象,有人憑學識,有人憑‘被傷害’,我憑意識——意識到我要寫詩,但這些都不重要。我把詩寫好后發在朋友圈。”

3月9日,他在朋友圈寫道:凌晨四點我醒來/看見臺燈亮著/就突然覺得很疲倦/伸手關了它/然后繼續睡/睡夢中,看見那誰/一個討厭的人/因為她長得煩。

偶爾,楊黎也會受邀參加讀詩活動。情人節之夜,他便在南京建鄴版愛情詩詞大會上吟誦了個人詩作《什么是愛情?什么又是雨點》:一個很遠的人來到我的身邊/他說:我愛你/一個很近的人也對我說/他愛我/說完后他依然站在我的身邊/我去很遠的地方找很遠的人/沒有找到,而我回來后/看見那個很近的人。

楊黎讀詩全程使用四川方言。他笑稱“我永遠用成都話讀,據說比我說普通話更容易讓人聽得懂”。

2015年,楊黎曾面對過一個更大的陣仗——應某媒體之邀在天橋、地鐵和菜市場的“春天里”讀詩。他對攝制組毫無懼色地說:“今天任由你們擺布。”楊黎依然清晰記得第一次當眾讀詩時的露怯。“當時有個朋友策劃了一個活動,在北京地鐵站一號線安排幾個詩人上去朗誦詩歌。地鐵人很多,我第一個上去朗誦。上車時發現人太多了,連攝像師都不好意思開機。人置身于群體之中,就會不好意思。我一想,反正沒人認識我,就索性開始讀了。”

后來,遇到類似活動,楊黎便不再怯場,“詩歌最終是要讀給別人聽的。其實我知道,內心還是渴望擁有(讀詩)這樣一個行為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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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黎喜歡跟朋友打成一片。“我是一個絕對的社會性動物,最怕具體的孤獨,沒人玩。”因為詩歌,楊黎結識了很多詩人朋友。最要好的幾位好到什么程度呢?他在接受采訪時曾說:“都是世交,可以托孤的。”

2001年,39歲的楊黎北漂京城,某天醒來看見窗外陽光燦爛,趕緊約朋友出來喝茶,結果對方告訴他,“北京天天都是這種大太陽,難道你天天出來喝茶”?故鄉成都可不是這樣的。那里有慵懶的“茶房”,可北京只有時常會堵路上的“飯局”。

盡管如此,楊黎還是很樂意奔波在這個寬闊的城市,為見好友不辭辛苦。有媒體曾這樣描述楊黎在京的吃喝生活:“西長安街梅地亞一帶,可以跟周亞平吃飯;西直門的菜根譚,那是高星的窩點;王府井那邊有老曹,北四環的亞運村是作家張小波的地盤,左家莊的西江美食城——這是楊黎自己的窩子。”

對他而言,“ 北漂”會產生“現實的孤獨感”,因此“有一種抱團的需求”。他珍視友誼和親情,會寫詩送給親人和朋友。在《2006年8月25日送楊輕回成都》中,他寫道:楊輕啊,你到西安了嗎/我想。他寫過一首叫《幸福》的詩,炫耀著與老友相聚的歡欣:光熙門北里/從上個月開始/一直很熱鬧/吉木狼格剛走/何小竹又來了/何小竹還沒離開/果醬和咄/也趕到/這樣的一個月/真是讓人幸福啊/幸福得不得了。

來到南京后,他同樣無比珍視與當地朋友的感情。“我對去哪兒都無所謂。南京跟成都有相似的地方,北京和這兩個城市完全沒有。但我依然可以在每一處都生活得很舒適,因為我的生態環境就是朋友。因為有了朋友,哪兒都能呆著。”

采訪快結束,作家曹寇發來短信,約他去茶館打牌。他隨即招呼同來的朋友:“我們這就過去吧。”

對話

互聯網

讓詩歌第一個躺槍

讀品:每天閱讀花的時間多嗎?

楊黎:最近閱讀時間很多,有段時期則很少——就是轉型期的時候。當時不太喜歡看紙質文本了,而網上能讀的東西又少。現在好多了,電子書很多了。比如最近流行的《未來簡史》,我買了紙質版放在家里都沒翻過,直接看的電子版。

讀品:電子書閱讀是否會比紙質書閱讀的體驗稍微差一點?

楊黎:不會。我們以前讀書是很艱巨的,特別是做學問是很艱巨的。因為旁征博引很困難,要做很多筆記,要制作書簽,因此做學問的進度很慢。而互聯網給我帶來了便捷,檢索一下關鍵詞就能出來結果。

讀品:您怎么看待互聯網給寫作帶來的變化?

楊黎:互聯網來到之前,酒桌上我總是夸夸其談。現在有人問我,你話怎么少了?我說我不敢說了,說完人家直接互聯網搜索,查你說對沒有,是不是在吹牛。互聯網讓你首先簡單化了,其次是逼真了。

讀品:有位歷史學者認為,互聯網會使歷史學界涌現出更多的大師。那么,您覺得互聯網會對詩歌界帶來哪些影響?

楊黎:互聯網帶給詩歌的一個好處是自由發表。寫作是需要發表的,不管它的終端有多少人看,但他個人的發表是第一位的。以前的發表是很難的,我們發表詩歌都要經過重重關卡。首先要有名氣,要寫得好,還要得到編輯認同,發表出來后才覺得是一個完成式。至于終端有幾個人看,這不重要。就相當于一本雜志或一本書印出來后,有多少人看,你也不知道,重要的是這個形式完成了。

互聯網讓詩歌第一個躺槍了,為什么這么說呢?因為它寫出來容易嘛,借助互聯網形態,一下子就發出來了。

 

來源:現代快報 | 鄭曉蔚  2017年03月21日08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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